崔健 口述 朱子峡 采写
我走上音乐这条路和我家庭对我的影响有着很直接的关系。
我是朝鲜族人，出生在北京。我父亲在部队文工团是吹小号的，母亲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。我从小接触最多的也就是音乐。
小时候，我还记得我父母喝酒后会唱歌跳舞，这让我很早就感觉到，音乐不是生存的手段，而是生活的本能。当然现在音乐对我来说，也是生存的手段。另外，就是我这个家给了我一种音乐的氛围。
我小时候功课很好，得过好几年的双百，每到放假，经常会拿一些“五好生”的奖状回家。二年级时还当过班长、学习委员。我小时候尤其喜欢文学，对文字很敏感，语文老师很喜欢我，这和我后来写歌词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吧。
小学几年，经常转学，有二年是在灯市口一带上的，三四年级后都是在海淀区。印象最深的是，每次刚到新学校，就会被同学们欺生，心里真是感到特别特别的难受。我不喜欢打架，属于那种没有什么进攻性的孩子。那时候我的表达能力也不行，不要说话，一着急说话就结巴，一结巴就脸红。
十多岁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，但又跟大人的感觉不一样。喜欢追逐时髦，记得刚刚流行长发时，我也留起了长发，弄得我爸妈很不舒服，我爸说：“瞧你那头发，成什么样，还不快去剪了，你让我们看着舒服点好不好？”我索性把头发全推光了，搞得他们哭笑不得。
14岁时，我爸觉得我该学些什么了，先是给我借来一架手风琴，我觉得没劲，不肯学。我爸又给我拿来双簧管，没两天我又还给了我爸。最后我还是学起了小号，这是我爸的本行。开始时，是我爸教我，后来他发现父子之间实在没法成为师徒，便重新给我找了老师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每天要练1个小时。吹号必须要练功，必须要保持肌肉，要有劲，也是很辛苦的。
我大约在16岁时，第一次见到吉他。当时，有人拿着一把吉他，我的第一感觉是，这也是乐器？后来，偶尔也能见到一些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在路边弹吉他，唱一些“黄歌”，像《康定情歌》等。那时人们的感觉是，谁要是弹吉他谁就是流氓，因为吉他是属于资产阶级的。
但渐渐，我也迷上了吉他。我觉得吉他又能弹，又能唱，最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了。不像吹号，只能吹一个声部，而且种种很规范的要求让你只能固定到一种非常机械的模式里，没有什么创新性。所以，吹号对我来说，相对是一种压抑。
19岁那年，我开始正式学弹吉他。当时弹吉他的人还是不多，在人们头脑中，依然是在玩时髦，不是有修养的人所为。但对吉他的热爱已使我们不再在乎这些了，当时，我们一帮玩吉他的有三五个人，都非常喜欢音乐。我父亲很开放，他没有限制我，他还曾经通过朋友送了我一把吉他。
1981年，我考进了北京歌舞团，我是团里的小号手。
进团时，正值轻音乐刚刚流行。我除了吹号，也给别的歌手配配器，弹弹吉他、唱点伴唱之类的，大多唱的是一些流行歌，也算是彻底进入到流行音乐的制作行列。
我的演唱才能也是在那几年发挥和显示出来。记得1983年时，我有一次随团去邯郸演出，有天晚上没事了，我弹起了吉他，没想到我的歌声一下子把大伙给震住了，有一个女孩当时就感动得哭了。
渐渐，我的歌声引起了别人的注意，不少音像单位也开始找上我。当时有个朋友，姓黄，我们一起选歌，他填词，然后配起来录音，当时觉得挺有意思，也挣了一点钱。
后来我感觉到，唱别人的歌实在没有任何前途，要做流行音乐，必须自己学会创作、制作和演奏等。当然，我也知道我自己没什么底子，就瞎写一通，什么都写，写完之后就自己唱。我写的第一首歌叫《我爱我的吉他》。
后来，我和刘元他们几个，组建了一个名谓“七合板”的乐队，没事就聚在一起，唱些自己喜欢的国内外流行歌曲。1985年，我们录制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盘磁带，叫《梦中的倾诉》，算是正式闯入了中国的流行歌坛。
1986年，我25岁，这年初，我头一次接触到摇滚乐这个在当时还很陌生的玩意，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，就觉得全身有一种冲动的热流。此后，我的思路和我的创作开始往这方面迈进，我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和自信。我感觉只有摇滚才能深层地解释音乐。
很快，我就写出了《不是我不明白》，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摇滚歌曲；接着我又写了《一无所有》。一个月后，当时王昆筹备一个纪念1986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，有100个人参加，其中20人可以独唱，谁有歌，谁就有独唱的机会。我们就把这歌拿给了她，我听说，当时主席台上不少人听完我的歌，抬屁股就走了，但王昆同意了。这是1986年4月份的事。
演出时，我穿的是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，身背一把破吉他，两裤管一高一低地蹦上了首都体育馆的舞台，这时，台下有些骚动，有人在说：“这是什么德性？”当音乐响起来我唱起：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时”，台下才安静下来。
唱完这首歌，我就开始走运了，马不停蹄地到处演出，一直到现在。唱片公司的合同也源源不断。今天看来，有一点是无疑的，这就是摇滚乐救了我。
从我出道到现在，已经有了10年的时间。这十年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的变化全部反映在我的音乐、我的歌词里边。
我一共出过四张专辑，这几张专辑，整体音乐创作还是以摇滚乐为主，基础上没什么变化，只是表现形式、录音的过程中变化比较多，第一张专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，在棚里“泡”出来的；第二张专辑在棚里做现场的感觉，比较受朋克的影响；第三张和第二张差不多，只是打了点儿；第四张受RAP、TECHNO的影响多一点。
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以前的作品，我感到有些显得太较劲了，不够自然，有种故作深沉的表露。当然任何时代都伴随着进步，今天看昨天的作品，就会找出不足，明天再看今天的，又会感到不满意。我承认我是个对自己作品永不满足的追求者。
现在我还演唱一些过去的老歌，比如说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、《解决》、《一块红布》、《一无所有》，说实在的，在唱这些老歌时，我是有些勉强，有一点是在考虑市场、考虑观众的情绪。
真正能让我激动起来的还是我的新歌。我的新专辑《无能的力量》是我最满意的一张专辑，从音乐到歌词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入地切入这个社会，但我没料到的是，居然有这么少的人理解这些。这使我有时会感到孤独，这时就特别渴望别人的理解。这种心情下，我就在家里听音乐。我积攒了上千张CD，平时都不听，这时心情会告诉我去听哪种音乐，然后我再去写东西，然后发现自己是强者。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是强者，能主宰自己生活的时候，孤独又有什么？
有很多人不喜欢我现在的音乐。因为我过去写东西比较抽象，这也是很多人喜欢我过去的东西的原因。过去我多写一种理念，一种往外走，而我现在的音乐是另一个方向的，就是落下来，因为我发现，我想要的东西不在别处，就在这里。过去写出走、太阳爬上来、天还在、假行僧，现在我则写具体的东西，我认为这样更有力量。我觉得真正的摇滚乐就应该写这个，起码说我的摇滚乐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
在音乐态度上我比以前更尖锐，同时有一种伤感的东西出现，过去有点傻，没有发现那些伤感的东西。年龄的增长，责任的增长，社会经验多了一些，发现了小时候发现不到的东西，再过10年可能又与现在的感受不一样。
有一天，在丹麦的一个音乐节上，我喝得半醉，漫天的红色云彩，周围有7个舞台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所有的舞台都有音乐，随便去哪里都可以。我一个人半醉在音乐里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，我真的热爱这种生活，我下辈子还想过这样的生活。
我也听到圈里有人说，我挡了他们的道。我觉得特别可笑，这真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是他们自己不努力。如果这帮人说我挡他们的道，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，我走我的，他走他的，唯一的一点就是市场，因为市场只有一个。我岁数这么大了，而他们年轻，还有那么多人，我要能挡他们的道，那他们也真是没用。
作为职业音乐人，我的演出机会并不多，每年仅二三十场，与国外同类歌手200多场的演出相比，还是少很多。现在我每天至少工作五六个小时，多则十几个小时。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无间隙地听音乐、找感觉、写作品、练新歌。
除了工作，我很注重身体的锻炼。我现在每周坚持三次跑步和游泳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没有好的身体，拥有的一切都是空白。过去我觉得拥有爱情、事业、运动，就会得到幸福，现在我把运动放到了生活的第一位。
我觉得生活和音乐中的自我反差挺大的，我工作起来非常非常严厉，甚至有些残酷，错了一个音，就得重来。但在生活中，我是个挺情绪化的人，平时也爱和人开开玩笑，可以说是一个很轻松自如的人，如果不开心的话，也会非常外在地表现出来。
我有一个女儿，但我不太愿意让人们知道我已经做了父亲，我有时候还想当孩子，因为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想做。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来说，只要他还想做事，他的出发点都是孩子。我不敢跟我女儿说我的这种感觉，这会让她产生一种怀疑感，我自己知道就行了。当孩子的父亲是有具体责任的，我要对孩子的生命、教育、未来投入很多精力。
这些年来，中国的摇滚乐从唱片上、媒体的声势上比较大，但演出上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发展，乐队虽然增多了，但从制作质量上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发展。
结果是摇滚乐队没有赞助，没法搞音乐，没法巡回演出，没有音响设备，演出越来越差，别的流行音乐有赞助，能搞大型演出，把市场给惯坏了。同样一组音响，租金是3000元，可是摇滚乐队一场演出给1000元就算不错的了，这就造成音响效果越来越差，听众也觉得太差了，这就成了恶性循环。
所以，中国现在的摇滚乐是残疾的，没有现场能力，大多数中国人是靠看杂志、听磁带来感觉摇滚的，连听CD的能力都没有，我的CD才卖3000盘，而我的磁带卖了30万盘，差多少？听磁带、看杂志，这是残疾的状态。
中国的摇滚乐可以说是四面楚歌，第一是管理。第二是盗版，9比1，给我们经济上太大的压力。第三是港台音乐或颂歌蜜曲，全是那种软绵绵的音乐，你看看出租车里，中学里，全是这种带子。第四是内部发展不健全，造成内部没有力量。
我们做音乐的，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，觉得做音乐的特别无聊，很没有修养，小痞子作风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，做音乐的不是流氓，不是痞子，但也不是知识分子。我们大多也不是能说会道的那种，但心里真正有想法，我们只是想说点实话。（《华夏》1－2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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